刘永好：海外风险不可控 有些钱根本收不回来

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2018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2日-24日在天津举行。新希望(7.160, 0.00, 0.00%)集团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7.790, -0.14, -1.77%)副董事长刘永好出席并演讲。

　　新希望集团的全球化布局已经进行了20年，刘永好坦承，政治风险对企业的发展影响最深。他举例称，“现在的菲律宾总统对华还比较好，但是大概在他上任以前，非常糟糕，那个时候由于两国政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我们在当地5、6家工厂，钱根本收不回来，受了很大损失”。

　　刘永好也告诫海外发展的企业，“多用当地的员工，对当地员工好一些，关键时候他们会站出来支持我们、保护我们”。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永好：我们是做农业、做食品的，人家都说我是“老农民”，看我的样子就像一个老农民，而且是养猪的，靠到我身边闻一闻还有猪的气味。不过猪的气味不一定是臭的，现在我们用一种新的生物科技技术，使得猪粪没那么臭了，还有特别的香味。今后要是我们的小年轻喷点香水，要是有这样的香味更有吸引力就更好，这就是科技的进步。

　　我们从事农业产业或者从事民营企业已经36个年头了。我们首先在国内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民营企业，8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想搞个音响，跟生产队一块儿做，结果被“枪毙”了，说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我们只能到农村去，算是“被迫”做农业。但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我们在农村一步步走过来了，到今天我们仍然坚守在农业和食品领域。

　　9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了，我们在想有没有可能把产品进行全球布局，于是乎我们跑到美国、欧洲、日本很多地方，最后发现很多地方的企业比我们先进得多，我们到那儿去不见得能够做得好。

　　又再看一看，我们在东南亚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地方，于是乎我们就在东南亚先干起来了。第一个工厂在越南，我们的工厂建成到现在刚好20年。我们满怀信心，工厂建得不错，生产的质量也很好，我们在中国销量第一，我们想在越南一定卖得很好。结果产品拿出来根本没人买。为什么呢?说我们的价格太高了。为什么高呢?人家本能的认为中国货就是半价货或者是三分之一的货价。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国货，地摊上到处卖的都特别便宜，日本货卖一万块的话，中国货大概只能卖三千块、两千块。所以，我们生产的饲料根本没人买。

　　我们找到当地的农村，找到很多人，他们说我给你一半的价格算是抬举你了，因为中国货在越南，那个时候就是低质量、低价格的代名词。我们气得不得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的中国制造就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通过质量提升，免费试用打开市场，“猪养肥了再收钱”，这样的方式慢慢站稳脚跟。今天我们在东南亚市场，在很多国家都是当地卖的最好的、最大的一个饲料企业之一。

　　我们的“走出去”最开始是在东南亚干起来的，然后慢慢从越南、菲律宾、柬埔寨、斯里兰卡、孟加拉、埃及，再到南非，我们现在差不多在40个国家有企业了。二十年了，我们在海外已经有上万名员工。

　　最开始，我们从事农牧业，做饲料业和养殖业、食品业。这几年国家提出消费升级，我们发现国内普遍的肉蛋奶已经满足了，而高端的动物蛋白还不够，像高档的牛肉、羊肉、牛奶，越高端的需求越旺。于是我们开始向一些资源比较好的地方做投资发展。

　　我们发现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的土地很多，他们的牛、羊、奶质量特别好，我们就开始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欧洲做一些投资，把投资发展向纵深迈进。体现在除了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发达国家，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消费市场消费的升级而去的。

　　而且国家提出“一带一路”这样的大战略，对我们是最好的。在习主席和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的见证下，我们一些中国的农业企业和澳大利亚的农业企业合作的《中澳百年农业合作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我们准备联合推动中国和澳大利亚农业和食品的发展，特别是食品安全方面的发展，因为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是全世界公认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按照这个项目已经在澳大利亚投资了超过100亿人民币。我们投资什么呢?奶牛养殖。现在我们的奶牛养殖和当地结合，可能养的是最多的也是最好的、技术水平最高的、品牌最好的。我们在考虑把建个牛奶工厂，做成奶粉，再返销到中国工厂。

　　我们在当地收购了一个大型的肉牛企业，经过几年努力，把中国市场、亚洲市场、美国市场结合起来，我们在澳大利亚牛的加工企业，现在一年能生产50万头牛，在全球都是有一定规模的。同时我们在美国的芝加哥也建了同样的工厂，把中国、澳大利亚、美国和整个亚洲的市场，成为澳洲牛主要的供应商。

　　同时中国的消费升级，宠物需求很旺，我们在中国有宠物生产企业，但是品牌技术含量都不够高。去年底我们收购了澳大利亚本土最大的一个宠物企业，用了50个亿，这是我们集团牵头，包括淡马锡、中投、京东等等，联合的投资行动，由我们做控股股东。这样就把澳大利亚和国际市场和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升级结合在一起。

　　同时我们在新西兰也有收购宠物的企业，我们在布局美国的市场，这样就变成向纵深发展，做一些整合。整合什么呢?整合中国市场的需求和国际优势区域的结合，形成了新的格局。以前中国的养猪业比较小，比较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也有问题。现在，我们开始规模化的养猪，而且从种抓起，首先在波士顿建立了生物研究所，专门搞研究。同时我们跟全世界最大的种猪厂、种猪公司建立合作，建全中国最大的种猪厂。

　　同时在技术、在方方面面进行布局，我们想用一种崭新的现代化的模式来进行规模的养殖，供应中国的市场，满足老百姓(74.580, 0.13, 0.17%)需求的同时，降低食品安全的风险和降低环境污染的程度。因为我们规模化的集中进行处理以后，规模化养猪厂必须全部达标，使得污染降低很多。这样做就是跟国际结合。

　　我们不但把国际优良的品种结合起来，优良的技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我们还把我们中国本土好的猪结合起来。我们中国叫做荣康猪，重庆的荣康猪是中国本土的猪、最好的猪，我们做保育。我们做藏乡猪的保护，供应不同的市场。我们做这样的整合，把国际的投资和整合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发展格局。

　　这是我们在海外的投资和发展。

　　原来我们更多是在海外建工厂，建养殖企业、饲料企业、食品加工企业，现在我们把优势资源的区域和中国市场的需求，和全球的需求结合起来，做一个联动、互动，这样既带动了我们所投资国家的产业发展，比如澳大利亚奶牛的养殖，在澳大利亚是最好的，规模、技术、含量。

　　同时我们也拉动就业，今天我们在海外的员工超过一万人，在澳大利亚超过了3300人，澳大利亚本土员工占了90%多，我们派了很少的人去，带动了当地就业的同时通过民间方式推动双方的互动，我们搞了中国—澳大利亚百年食品安全计划，就是民间的互动。

　　我们开创了新时期、新格局下中国企业和所投资国家的企业互惠互利，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当地就业的一种新的格局，而在这个格局里容易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同。比如我们所投国家对我们都非常肯定，澳大利亚主要的电视台、澳大利亚的媒体都做了好多正面的报道，而我们的项目，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澳大利亚政府，都很快得到审批。今天澳大利亚大使在这儿，非常感谢给我们很多肯定和支持。

　　我们通过新的格局来求新的发展。

　　另外，我是川商总会会长，马云同志在这儿，他是浙商总会会长。浙江商人是最了不起的，他们最活跃，块头大、影响大，在全球做了很多投资。我们四川毕竟是9000多万人口，也有大概差不多300万川商在全国各地，怎么把这些川商联合起来，他们在当地投资，为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同时为家乡，为中国，为四川经济发展做贡献呢?

　　过去这两年我们直接推动和促进了川商返乡投资将近2000亿，也对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我们支持本土的这些川商到国外去投资，到海外去发展，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菲律宾、美国，最显著的是全世界各地的中餐馆、川餐馆居多，而四川的老板居多，四川300万老板里可能至少100万人是做川菜的，全世界很多地方做川菜，带动了中国农产品(6.530, -0.20, -2.97%)输往全国各地、全球各地，郫县豆瓣、调味品等。

　　这又来了新的需求，我们于是开始研究在调味品和餐饮方面是不是做一些纵深的投资?我们成立了川菜烹饪委员会，专门做这样一些整合，民间的互动带动经济的发展，在新格局下又把国际视野、中国市场、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把它联合起来，这就是一个新的格局。

　　尽管我们在海外投资了20年，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感觉到海外投资仍然有相当的风险。其中最大的一个风险是什么呢?政治风险。现在菲律宾的总统对华还比较好，还不错，但是大概在他上任以前，非常糟糕，那个时候由于两国政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我们在当地5、6家工厂，当地都是期票，钱根本收不回来，我们受了很大损失。这是一方面。

　　海外一旦发生争端，我们海外的企业日子最难过，钱收不了，而且像越南出问题的时候，打、砸、枪很麻烦，要有这样的准备。所以，多用当地的员工，对当地的员工好一些，关键时候他们站出来支持我们、保护我们，做得也非常好。

　　总之过去二十年我们在海外投资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功和进步，我们还会继续做海外投资，沿着国家“一带一路”的步伐，继续把我们应该做的做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永好，因为你以前主业是做农业，对很多人来讲做农业的相对比较土，但因为你现在在美国、澳大利亚全球化布局非常广，光靠你原来的人是不够的。我想问你是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文化和机制，真正吸引、留住包括来培训这些国际化的人才的?

　　刘永好：今天我们海外员工、外籍员工差不多一万人，绝大多数都在海外，还有一部分在国内，包括美国的、欧洲的。为什么能够留住这些人?引进这些人?跟我们的激励机制相关。我们在五年以前提出要年轻化，因为我们公司36年了，很大一批管理层都是五十多、六十多，我们下了一个硬的指标，我们一定用三年的时间把集团管理层高层降到30多岁。经过两三年的努力，降下来了。要是把我给开除掉，我们公司高层的管理层年龄更低，这是很重要的。看来我真是耽误了大家。这是第一。

　　第二，用新的机制，共创、共建、共担、共享。我们合伙制的企业，用合伙制的办法，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和主意。

　　第三，尊重海外的员工，尊重他们的一些习惯，我们尽可能用当地的人，等等。

　　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大家说刘畅干得不错，前不久在哈佛搞了一个哈佛的论坛，她发了言，影响非常好，当场就有几十个哈佛的学生希望加入到新希望集团。可能是因为理念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新格局下有新的活力。总之不是看着我来的，是看着新的年轻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