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麦田守望者的江湖

    成都以南19公里，在一个叫做新津的小县城里，31岁的青年刘永好正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和自己的三个哥哥商量着准备一起辞去工作去卖小鸡。

　　

　　即使是放在今天，这也是一个疯狂而又冒险的决定——家里所有的壮劳力都将暂时告别有保障的生活——更何况这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

　　

　　幸运的是，刘家的这四个年轻人没有让自己的家人失望，他们从一个糟糕的市场和计划都混乱的体制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财富的主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他们成功地成为了这个国家的首富。

　　

　　事实上，63岁前首富刘永好现在已经进入了退休状态，他成功地让女儿成为了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的新领袖，至少从目前来看，无论是作为第一代的刘永好，还是第二代的刘畅，他们把自己的角色扮演的都不赖。

　　

　　看上去刘永好也很享受现在的状态，他依旧乐意出现在老朋友的圈子里，并在一些公开场合发表着自己对时势的看法——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和工商联副主席的他对这些驾轻就熟，他还是中国目前最受欢迎的企业家马云的座上宾，他年长马云13岁，但依然谦虚地声称“他(马云)比我做的好”。

　　

　　而如果我们回头再来看看刘永好这32年来所走过的创业路，我们会惊讶于他多次对大势所做的精准判断，而且很多的时候，他并不是手上牌最好的那一位。

　　

　　我们愿意相信这应该是上帝对这位随时随地都带着笔和本子的勤奋者的嘉奖——他具备了穿越窄门的能力。

 

　　

　　一

　　

　　在刘家四兄弟的创业之初，小弟刘永好更多意义上是一名追随者，但作为团队的一员，他的活力让初创期的小鸡场以及后来的饲料厂显得冲劲十足。

　　

　　一个至今听起来仍旧很生动的故事是，当年希望饲料在和“巨无霸”正大饲料竞争时，是刘永好想出了那些朗朗上口并深得中国农民喜欢的广告语，比如针对正大的“正大正大，威力特大”这句广告，刘永好应对的是“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乳猪饲料就是精”。

　　

　　这看上去并不需要多大的智慧，但刘永好能领会买自己饲料的客户——农民们的心理需要。他还“创造性”地认识到农村宣传的重要性，亲自带着小广告下乡，他甚至还设计了门神样子的小广告，贴在乡下农村的各个场所。而在中国下一次这么大规模在农村贴广告的人，要差不多在10以后才由“三株”和“脑白金”来完成。

　　

　　刘永好还甚至盯上了农村庞大的广播网络，和正大集团“高举高打”赞助如日中天的央视节目不同，刘永好想到的是草根但却极具效果的“土策略”，后来通过在农村有着某种特殊信任度的“土匣子”，“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的口号传遍了农村的每个角落。

　　

　　如果说，在营销上的“小聪明”无法全面说明刘永好整合资源，借势发力的特长外，那么在后期，希望饲料频频收购或和国有、集体企业联姻的作法，则为希望饲料在战略上实现了和正大抗衡的目标。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如何让步履沉重，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焕发活力，一直是当时政府改革的重点——从1984年起，所谓的利改税、承包制、政企分开，再到优化组合、股份制、租赁制，改革措施一个接一个，但是都收效甚微。

　　

　　邓小平南巡之后，人们的思想突然间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曾经的改革“禁区”也再一次被突破。

　　

　　一方面是国营饲料厂死气沉沉，资不抵债，放着雄厚的固定资产、购销渠道、人缘关系及技术管理人才，却出不了效益，另一方面是自己的生产线即使再加班加点也赶不上雪花般飞来的订单，面对困局，刘永好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杂交组合”理论

　　

　　杂交，在《辞海》上是指遗传性不同的生物体通过交配，使优良性状结合于新个体的过程。杂交育种在农业上广泛应用，杂交水稻、杂交猪都显示出比母体、父体更为突出的优势。

　　

　　现在，刘永好要把杂交从生物学引到社会学、经济学领域。

　　

　　“这姓公的优势同姓私的优势‘杂交’在一体，就不是叠加效应，而是惊人的指数效应了。”刘永好这样总结说。

　　

　　显然，“杂交”只是刘永好对各种资源及资源的优缺点精准把握的另一种浅显说法而已。到了1993年，刘永好兄弟的净资产已经从1000万元迅速膨胀到1亿元。而后来，在两次著名的“兄弟分家”之后，刘永好再次复制成功经验，在多地开展广泛合作，迅速建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饲料大王”。

　　

　　二

　　

　　如果刘永好仅仅止于“饲料大王”这一称号的话，毫不客气地说，或许现在他已经要被大家遗忘得差不多了。

　　

　　这应该不是刘永好所乐意看到的，所以他再一次展示了自己高超的穿越窄门的本领。上世纪90年代，刘永好敏锐地发现金融行业将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空间。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联合发起成立了国内第一家股份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并出任副董事长。

　　

　　对于资本运作，刘永好有一套“爆米花理论”。

　　

　　刘永好在一次央视的访谈中称，“爆米花爆炸时体积会骤然增大，一般3至5倍，大的有10多倍。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一些垄断行业逐渐放开时，会产生类似爆米花爆炸时的效应。放开会带来巨大的膨胀，而这里面有超额的利润。这样的机会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台湾出现过，现在大陆正在演绎同样的故事。这样的机会不多，一定要好好把握。”

　　

　　在刘永好眼里，金融业便是这样的典型垄断行业。

　　

　　他坦言，自己一生中抓住了两个机会：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进入到饲料业，刚刚金融放开的时候进入到金融业，这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毫不客气地说，在饲料行业进入饱和和瓶颈期时，是利润丰厚的金融行业，让刘永好能继续在富豪榜出现的重要原因。

　　

　　当然，刘永好自己则不止一次表述称，金融行业的利润最终是反哺于自己起家的农业，他更愿意向外界描述自己农业帝国的蓝图——他声称到2015年，新希望的销售要超过千亿，这将是一个整合了上下游及多个农牧产业的超级大企业。

　　

　　三

　　

　　1993年3月25日，当天的国内主要新闻都记录了这么一幕：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界的代表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在第八届政协一次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这是刘永好第一次站在中国政治和权力最高殿堂——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发言。他发言的第一句话后来成为了很多报纸的标题：“私营企业大有希望!”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刘永好成为了企业家里的政治家——这个称号在中国往往是授予那些道德高尚及有广泛声誉的人。

　　

　　不过和大多数起家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企业家一样，刘永好天然地具备某种政治敏感度——在创业之初，当时改革的风向还不甚明朗时，刘永好兄弟甚至准备把辛苦创办的企业捐献给国家。

　　

　　而现在，刘永好们依然对待政府存有强烈的二元心态——既依赖又恐惧。对于“依赖”，刘永好的表述是，企业发展不能“逆水行舟，必须看大形势，要顺水推舟”，而这大势的引导者往往是由政府来承担这一角色，“政府的政策对企业是支持的”。“恐惧”则来源于政府部门的监管，“正常的监管必须的，也是应该的，就怕有些过度的监管，特别是怕有些不规范”，这位曾官至副部级的前首富的建议是，“这个时候，你必须心存小心，认真去面对”。

　　

　　当然，现在刘永好估计已经很少有这样的烦恼了，他保持着自己乐观的心态，他愿意开玩笑，打趣说，对现在的状态不满意的地方是，“我想要去玩的时候，他们(公司管理团队)就要来找我做事”，有时候还怀疑自己在和朋友相处时，不抽烟会不会显得自己不合群，虽然在自己内心对他们把自己呛得难受而“生气”。

　　

　　或许，到了现在，刘永好面临的最大难题可能只有自己企业的传承问题了，他设计了“联席董事长”的制度，聘请所谓的管理学专家来辅助自己的女儿经营企业，当然这再一次彰显了他精于整合各类资源的“刘氏风格”，他希望这一次继续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