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元:加快推进我国农业科技发展

　    本次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认真履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针对当前国际环境、国内形势及社会主流价值的多元变化，在社会价值培育、粮食安全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光伏产业引导、农业科技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思考和仔细调研，以政协提案及大会发言的形式，分别就 “中国需要正能量”、“从全局把握我国粮食安全”、“加快国内光伏产业发展 确保我国能源与环境安全”、“加快推进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统筹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大力普及光伏发电 应对全国性PM2.5污染”等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刘汉元委员谈到，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战略性产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备受各级政府重视，中央一号文件更是连续十年关注农业问题，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家的繁荣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1949年到2012年，我国农业在人口快速增长和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双重压力下，实现了从农产品严重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再到各种农产品供应有余的历史性跨越。粮食总产量由2300亿斤提高到11791亿斤，亩产由69公斤提高到353公斤；水产品产量由约50万吨提高到5906万吨；肉类产量由170万吨提高到8000多万吨；奶类产量由22万吨提高到4000万吨；禽蛋产量由约30万吨提高到2800多万吨，有力支撑了我国粮食安全和肉蛋奶鱼的有效供给。

　　他特别强调，这些成就的取得，农业科技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国家“科教兴农”的总体战略下，我国政府实行了国家主导型的农业科技发展格局，并为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实施了多项兴农计划。如1985年开始由国家科委实施的“星火计划”、1987年开始由农牧渔业部（即后来的农业部）和财政部共同实施的“丰收计划”、1988年由农业部实施的“菜篮子工程”和1996年全面启动的“种子工程”等，尤其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全面部署农业科技工作，出台了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发展的系列政策措施等，为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广农业科技项目提供了有力保证，对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体来看，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由“一五”时期的19.9%，提高到2012年的54.5%，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7%，良种覆盖率达96%，农业科技为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农民收入“九连快”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同时，刘汉元委员也指出，随着我国农业进入崭新发展阶段，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发展，农业增长方式也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农业科技如何解决产量与质量、增产与增收的矛盾，如何满足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原有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的农业科技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与建设“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现代农业的要求及欧美等国际农业科技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整体科技实力、科研体系和引领产业发展的技术转化能力还较为薄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1、科技成果的创新供给不足转化率低。由于我国农业科研的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政府主导型，在农业科研从选题立项到推广应用的整个过程，既缺乏市场的引导，科研项目的选题和立项又受制于科研管理体制，基本由个别政府官员和少数专家说了算，导致选题为了切合政府政策和个人偏好，而与生产实际和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同时，一些官员为了片面追求所谓的“国际先进水平”，造成不少科研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就被“更先进”的课题取代，造成大量科研项目不成熟，质量不高、实用性不佳，明显偏离生产实践的需求，得不到市场检验，无法得到转化推广，形成大量无效成果，最后束之高阁。农业部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40％，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而最终实现产业化的尚不足5%。除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外，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均依赖进口；70％以上的先进农产品加工成套设备依赖进口，多数国产农机具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70、80年代的技术水平。

　　2、生产规模制约了农业新技术的应用。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决定了每个农村家庭的户均生产规模较小，大部分地区耕地较为分散，各户农民的田块交错分布，彼此耕种品种不一。这种规模很小、零星分散的农业生产模式，对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形成了很大阻碍，尤其是“规模生产技术”的采用，如大型农业机械、生物技术、化学除草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等，都很难由某个或某几个农民去单独采用。

　　3、农业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缺乏资金支持。我国农业科研的投入仅占农业GDP的0.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2%以上的比例，也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的发展中国家1%的水平。同时，无论社会投入还是公共财政投入，与全国科技的平均投入水平相比，我国农业科研投入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投入结构和方式不合理，投入资金严重不足，阻碍了我国农业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水平的提高。

　　为此，刘汉元委员认为，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历史新时期，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风险和挑战，在粮食产量连续9年增加、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情况下，农业发展将更加依靠科技来驱动，加快推进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建议：

　　1、面向市场和社会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传统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科技体系已不适应市场的需求，甚至成为农业科技成果供给、转化和推广的瓶颈。因此，有必要面向市场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加快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一方面，原有由政府主导的农业科研机构，其定位应转为主要从事基础性科研项目和进行宏观层面、公共服务层面的研究，突破、解决关系国家全局的基础性、关键性农业技术。另一方面，应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放宽市场准入，加大吸引各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参与农业科研的力度，积极承担应用性科研项目，围绕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发挥各自优势，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走科研、开发、经营一体化的道路。同时，针对科研机构科技成果缺乏市场化、产业化主体的情况，可建立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基于市场条件下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各自分工的合作新模式，加速农业技术成果向企业、市场和终端应用流动，最大限度避免农业科技研究与转化应用推广的脱节，真正及时、有效发挥农业科技的市场价值。

　　2、以规模化经营和龙头企业为主导，加快农业技术应用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模式还停留在以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为主的阶段，经济效益低下，农民对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农业新技术很难得到普及和应用。因此，一方面要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大力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激发农业生产潜能，提高对农业技术的促进和应用，降低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难度。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了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因此，应以此为契机，通过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机制、明确各方责权利关系，建立合理的保障机制，消除农民对土地流转的重重顾虑，从而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促进土地向规模、现代经营集中。同时还可将分散的农民个体联合起来，或成立新的生产合作组织，或组建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形成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新格局，将大大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同时，在不具备规模化经营的地区，可以鼓励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将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农业部门和农户各方统筹，建立高效协作关系，必要时组建农工贸综合体，由龙头企业通过培训、指导、提供良种和设备等方式，促进农户掌握新技术，加速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

　　3、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强化财税支持力度

　　农业科技的研究与成果推广都需资金支持，增加资金供给是加快农业科技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加大政府自身对农业科技投入力度的同时，还要建立政府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的多样化筹、融资机制，通过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尤其那些有充分技术实力和研发平台、具有敏锐市场洞察力的企业，可从政策引导、荣誉鼓励、经费投入、税收减免等方面进行重点扶持，充分调动民间力量投入到农业科技的研究与推广活动中。同时，还可通过农业科研的国际合作，在“开源”上进一步做文章，吸引国际组织、金融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来弥补我国农业科研资金不足的问题。考虑到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可设立国家级农业科研基金和农业科研保险基金，分散和降低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构建多层次的农业科技金融支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