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谁在端起碗“吃肉” 放下碗“驱猪”

城市如人一样，富裕了、体面了、阔气了，难免会有所膨胀，想法也会有别于过苦日子的时候。最近几天，深圳一位副市长“今天的深圳不适合养猪”的雷语，便给人如此感觉。

　　“城市要发展，万恶猪为首？”网友的追问很有意思，不妨来看看深圳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驱猪令”为了谁的利益？

　　12月20日，深圳市违法养殖整治工作现场会在光明新区举行，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锐锋表示，今天的深圳不适合养猪，合法的养猪户要通过产业转移搬离深圳。

　　一句话惊出闻者一身冷汗，难道今后深圳人将与猪肉说拜拜？为啥深圳不适合养猪？对此，吕副市长给出的解释是：当年深圳宝安养鸡、养猪出口香港赚取外汇，是为了解决经济上的问题。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深圳的土地承载力已难以为继，城市开放度、排污总量和汽车保有量等等已让深圳不堪重负。深圳合法的养猪户要通过产业转移、补贴机制搬离深圳，违法养殖户更不可能保留。他特别强调，“违法养殖绝对不能容忍！违法养殖户大部分不是深圳人，没有申请生产经营证，也没有任何排污措施，更没有食品安全监管。不可能想来就来，想养就养，想占地就占地，想排污就排污。”

　　副市长发了一大串牢骚，甚至上升到了“土地承载力”、“排污总量”、“城市开放度”的高度，可见，老话里“浑身是宝”的猪，在深圳高层眼里已经不再招人待见。当然，对于广大市民“解嘴馋”的生理需求，副市长也指明了化解之道，“深圳人吃猪肉无法自给自足，只能通过区域合作、在内地城市建立‘菜篮子工程’等措施来解决。”

　　看来，深圳是铁了心要和猪说“分手”了，只是斩断情缘的理由显得有些“不着调”。

　　客观地讲，养猪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环境脏乱是不争的事实，但若将其升格为城市污染的一大“元凶”，未免有点“高看”猪了。与那些“现代工业”带来的污染相比，猪制造的“脏乱”实在有些微不足道。更何况，养猪与养鸡养鸭一样，是人类香火传承的一个基础产业。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养殖规模、规范养殖行为，将养猪的“脏乱”降到最低，但却不能因噎废食将其抛弃。

　　这里有个例子，地处北欧的丹麦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出口国，占世界猪肉出口总额的23%。养猪业成为丹麦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产业。然而，丹麦是众所周知的“童话王国”，不仅因为安徒生的缘故，更因为其环境的优美和整洁。实际上，世界上三大猪肉出口国丹麦、加拿大、美国都是环境治理非常好的国家。既然国外在养猪的同时，能够避免环境的污染，深圳为何就不能效仿呢？

　　如此来看，打着环保大旗对养猪业进行“清场”，实在牵强可笑，如果深圳方面真心想在环境保护上有所建树，完全可以大刀阔斧地拿工业污染开刀，而不是“跟猪过不去”。倘若其他城市也都矫情地站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草木皆兵，百姓“菜篮子”里的猪肉又从何而来？所以，因担心环境污染而忍痛“割肉”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

　　再来说城市开放度，笔者注意到，点燃留言板的一个“话柄”，便是那句“违法养殖户大部分不是深圳人”。虽然吕副市长没有明确点出“外地人”三个字，但倾向性极强的言词，还是刺痛了很多人的耳膜。有人联想起前几年深圳对“外地”小商小贩的清理，得出结论：深圳真的已经没有容下“外地人”的雅量了。也有人认为深圳是在“卸磨杀驴”，当年养鸡养猪能赚外汇时就放任自流，想来就来，想养就养，想占地就占地，想排污就排污，没合法手续、不合规范要求可能也被默许；如今经济上的问题解决了，便急于卸下“包袱”，将外来养殖户一脚踢出深圳，这未免显得太过势利，也缺少一个大城市应有的担当。

　　网友的“炮轰”言词激烈，虽然有“拖把”之嫌，但却反映了网络上真实存在的一种情绪。事实上，这种情绪早有苗头，之前在东莞打出“欢迎新莞人回乡创业”口号时就曾“泛滥成灾”，当时反对者曾痛斥东莞“丧失感恩之心”。如今从深圳传出的声音，不过是这种“不良情绪”的延续罢了。

　　仔细端详副市长这番极具“含金量”的高谈阔论，耐人玩味的文字还不止这两处。笔者注意到，副市长提到了当年深圳宝安养猪、养鸡出口香港的旧事，并将其归咎于“为了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大概是想阐明，在特殊时期深圳靠养殖业“赚钱糊口”实属无奈之举，但今非昔比，如今的深圳，产业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能够推动GDP节节攀升的新兴产业数不胜数。相比之下，土腥味儿十足的养猪，不仅来钱慢而且不上档次，按照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理应给来钱快、档次高的新兴产业让出空间。

　　这并非笔者胡乱猜忌，《中国日报》对此也有同感：深圳要禁止养猪，大概是因为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养猪实在“亏本”。相较于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利润率和对地方财政的巨大贡献，养猪业显然是贡献甚微，不仅如此，“寸土寸金”的深圳也面临着土地承载力的瓶颈，用地越来越紧张，而养猪场要圈占土地，甚至还享受免税政策和地方财政补贴。这样盘算下来，养猪确实是一笔“亏本账”。

　　“没有猪圈的城市”只为环保？

　　其实，深圳“驱猪”并非“突发”新闻，早在去年，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的“十二五”规划报审稿中就曾载明：要在2015年让深圳变成“没有猪圈的城市”。据称这个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让深圳在2015年建成国家生态城市和广东宜居城市。报审方案中提出，要在2012年前关停深圳河、观澜河、龙岗河、坪山河等重点流域内的所有养殖场；2015年前全面清退区域内的畜禽养殖企业。尽管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负责人当时反复强调“是否禁止养猪尚未确定”，但公众仍闻到一股剑拔弩张的火药味。

　　由此观之，吕副市长此次公开宣布“今天的深圳不适合养猪”，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事实也如此，违法养殖整治工作已经被列入深圳市“三打两建”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光明新区为例，从4月23日起至今，共出动执法人员11659人次，开展清拆行动175次，清理违法养殖1932户，清拆乱搭建猪棚108.9万平方米，清走生猪30.56万头。可见，“没有猪圈的城市”并非官员闲来“吹泡泡”，深圳各级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将梦想变成现实。

　　深圳的“驱猪令”让舆论瞠目结舌，很多网友不解：深圳之大为何“容不下一头猪”？

　　这个疑问似曾相识，在几年前东莞禁止全市养猪时就有过，虽然彼时舆论的沸反盈天，未能让东莞高层领导及时“回心转意”，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禁猪令”施行后不久，或因为猪肉涨价给百姓生活带来影响，或因为国务院相关规定的“震慑”（《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各城市要在郊区县建立大型生猪养殖场，保持必要的养猪规模和猪肉自给率。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东莞的“禁猪令”最终“朝令夕改”，政府不得不重新在东莞的土地上搭建起猪棚。

　　东莞的“瞎折腾”，其实已经给深圳敲响了警钟。城市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地方政府出于全局利益的考量做出相应政策调整，本无可厚非。但出台一项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前，应当以民意为本，最大限度地听取民意，充分反映民意诉求，这才是现代政府应倡导的施政理念。反观东莞和深圳，在如出一辙的驱猪行动中，公众只是见识了政府头脑发热后的威力，却没看到民意到底价值几何。

　　这也是问题关键之所在。无视民生大计，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通过强制性的政令“一刀切”。这种蛮横的做法，无疑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粗暴侵犯，正如众多论者所评价的，“这是懒汉政府的做派”。或许当地政府对于这样的指摘会喊冤，“禁止养猪确实是出于环保考虑啊！”但退一步讲，即便如此，也应该遵循环保的思路来解决，比如寻找生态养殖的模式，而不是“一刀切”收回百姓养猪的权利。

　　更何况，深圳和东莞的“驱猪令”也并非单纯只为环保，它们其实都是在为一个大背景服务，这就是近几年在广东炙手可热的产业升级政策。在这个政策指挥下，整个广东都在大规模转移“低端产业”和“低素质劳动者”，笔者前述提到的东莞“欢迎新莞人回乡创业”便是其中一例。

　　2008年，号称“世界加工厂”的东莞明确表示，将从根本上减少企业用工数量，并通过提高出租屋的租住和经营成本，以经济手段迫使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东莞对低素质劳动人口的驱逐实为“刮骨疗伤”。但政府却坚称：这是出于对城市容量窘迫的考虑，出于顺应产业转移选择性发展的取舍，出于让寸土寸金的土地发挥最大效益的需要。

　　广东大规模的产业升级到底效果如何，公众在短期之内无从知晓，但看罢一些备受非议的“小插曲”不得不让人忧心：市场的原则就是为企业或劳动者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通过自由竞争、优胜劣败来实现淘汰和升级。倘若政府单方面判断替代了市场选择，硬性规定哪些产业是落后的、哪些企业是该被淘汰的、哪些劳动者是低素质的，这显然违背了市场规律。

　　城市的幸福究竟是什么？

　　城市究竟为谁而建，为谁而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屡屡让地方官员犯晕的命题。

　　拿深圳来说，虽然与房地产、新兴产业相比，传统的养猪业或许不能为城市创造多少经济指标，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城市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追求GDP数据、官员政绩，还是为了让百姓更幸福地生活？

　　倘若只盯着经济高速奔跑，而武断地将养猪业驱赶出深圳，或许可以为寸土寸金的深圳腾出地段发展其他高利润产业，但深圳人日常吃猪肉的需求，显然将遭遇现实困境——其他城市输送过来的猪肉，价格肯定比源于本地的猪肉昂贵，虽说深圳人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内地，但不能否认深圳也有很多贫困潦倒的底层人士，他们也需要吃肉，如果猪肉价格不断攀升，他们的餐桌上或许将难见荤腥。

　　不知这些现实问题，相关领导在全盘考虑深圳更好的发展前景时，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如果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略了底层百姓的幸福指数，那么就等同于将这个阶层抛弃。这明显不是一个城市“父母官”该有的态度。

　　其实，把经济指标与民生利益放在同一架天平上时，孰轻孰重，并不是一个难分辨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曾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毋庸置疑，城市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生存状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些城市管理者希望自己管理的城市成为宜居城市、幸福城市的想法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