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业转型升级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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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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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业转型升级路在何方
——首期“强省之路话转型”专题研讨会深度报道
如今，我国面临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大转型。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十二五”规划的路线图已经逐渐清晰，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正是这一阶段的焦点。这也给畜牧业改变旧的生产模式，谋求产业升级带来极好的战略机遇。行业人必须携手建设安全、营养、高效、低耗、绿色、生态的产业体系，走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变革势在必行，创新驱动发展。在此背景下，广东作为畜牧业生产和需求大省，率先提出建设畜牧强省的目标，具有战略性、长远性、前瞻性的意义。在“十二五”规划的引领下，广东如何应对转型升级，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如何加快推进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进程，均已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
为了认清形势，把脉各类影响因素，引导行业及企业健康发展，2010年10月9日，广东省饲料行业协会与省养猪行业协会联合召开第一期“强省之路话转型”专题研讨会，对生猪业与饲料业面临的发展瓶颈，能否实现无缝对接，如何科学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变革势在必行
当前，广东养猪业正处于传统模式的蜕变中。一个基本的判断依据就是：大批散养户退出市场，规模猪场大幅增多——全民养猪的时代已经结束。广东省畜牧兽医局罗展光副局长表示：“在这个特殊阶段，我们很有必要探讨养猪业和饲料业遭遇的发展瓶颈，谋求科学发展。”
1.1 饲料资源严重短缺
最近几年饲料原料市场价格变动之频繁、波动幅度之大，主要原因就是“能量饲料和蛋白质饲料资源的严重短缺。”据正大康地资深副总裁郑和盛介绍，国内饲料原料对国外市场过分依赖，价格长期趋于上涨和短期无序的剧烈震荡。这给广东养猪业、饲料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考验。
据了解，2009年我国大豆产量一共是1500万吨，但进口却高达4200万吨。今年玉米缺口大约为2300万吨，鱼粉的进口量或将达到全球产量的30%以上，大豆的进口也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广东畜牧兽医局畜牧处罗道栩处长说：“一些猪场老板跟我抱怨，前两年饲料成本占60%，现在已经上升到70%。”人畜争粮的难题短期内仍无法解决，饲料原料价格不断上涨是必然趋势，再加上土地资源稀缺、劳动力成本攀升和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畜牧饲料业面临成本刚性攀升、比较效益趋于下降的问题。”
“对于原料价格的上涨，饲料厂控制不了，猪场就更不用说了。”广东省养猪行业协会吴秋豪会长认为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去降低养殖成本。
2.2 环保压力加大
在广东东莞、惠州等地方，以环保的名义驱赶规模猪场的事例屡见不鲜。如果不尽快有效解决养殖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广东的养殖规模不仅不能增加，甚至有可能减少，支撑饲料业发展的基础也将受到影响。
饲料业对耕地和水资源的污染也日益恶化，动物粪便的污染、药物的残留等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而且有加剧之势。业内人士表示，在饲料行业如何实现低碳经济，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通过科技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动物的排放量，包括循环经济、减低投入品等方法。“像低蛋白日粮这种既能带来经济效益又环保的技术值得去深入研究。”
2.3 安全形势严峻
没有饲料安全，就没有动物性食品安全。广州大北农周业军总经理表示，非法使用违禁药物、制售假冒伪劣饲料、兽药残留超标等问题还没有完全根除，生产、流通及加工等环节质量安全隐患还很多。这些问题是利益驱使、主体复杂、素质低下、监管不力等各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去年发生的广州瘦肉精事件再一次表明：一旦发生重大的动物食品安全事件，将严重打击畜牧饲料经济的稳定运行。清远市龙发种猪有限公司黄庭汝总经理呼吁“不要往猪饲料中盲目添加药物性添加剂。”他说：“凭心而论，有多少所谓的新型添加剂真是新东西？可加可不加的东西能否就坚决不加？这两三年在省畜牧兽医局的提倡下，很多猪场少用药以后，猪反而更加健康了。”
罗展光认为，很多行业管理的新规将接连出台，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加大了违法违规的处理力度。未来哪个企业要是逾越了“安全”这条生命线，将承受巨大的违法成本，甚至从此不能再行业内生存。
2.4 疫病风险加大
近年来，疫病困扰着中国和世界的畜牧业。广东不少养殖场墙上写着“养殖事业，防疫第一”、“防疫重于泰山”之类的标语。疫病已经成为畜牧业发展的最大风险。
2007年爆发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2009年美洲发生了甲型流感（当时误称为猪流感），今年广州发生了生猪○型口蹄疫疫情……很多猪场老板一致表示，疫病疫情越来越复杂了，猪贱伤农，猪病更伤农。郑和盛评论说，一有疫情，猪场大都处于一级防御状态，猪料的销量会有明显的下滑，饲料厂的生存压力会陡然增大。人们的猪肉消费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进而破坏整个生猪市场的稳定运行。
值得一说的是，近些年疫病复杂多变，正是伴随着规模化快速发展而出现的。华南农业大学动科学院管武太教授表示，规模猪场防疫和治病的及时性明显优于散户，但由于过度集中、过大规模，往往导致环境灾难，又使得猪群不健康，更容易爆发疫情，进而产生“多骨米诺效应”——这种情况无疑值得重视与深思。
2.5 科技创新滞后
母猪繁殖性能低下一直困扰着国内养猪业。根据数据显示，国内每头母猪平均年提供活仔猪只有15头，美国为20头，丹麦为22头。我国每年在引种上的费用不扉，全世界任何高繁殖性能的猪品种都能够在我国找到，比如说美系、加系，丹系。但是，任何品种来到我国其繁殖生产成绩都要大打折扣。吴秋豪认为，配套技术跟不上，洋品种照样用土方法来养，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特殊生长阶段的性能远没有发挥，有一系列的重大技术亟待突破。”
广东本土饲料厂的科技创新力也不尽人意。突出表现为：不同饲养模式营养标准、饲料有效价值数据库和资源深度开发技术滞后，饲料营养潜力未充分发挥，饲料的利用效率和转化效率偏低。广东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副所长林映才指出，未来，充分考虑满足不同遗传基础、环境、性别、生理和生长阶段、健康或受胁迫状况下生猪的精确营养需要量，将成为饲料配制技术的主流。
二、现在和未来坐标中的新抉择
随着环保压力越来越大，动物疫病愈演愈烈，饲养成本进一步上涨，加之人们对卫生与安全的苛刻要求，养殖业已经成为一个高成本、高风险的行业。“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权衡让猪场与饲料厂的联合变成可能。”在吴秋豪看来，这种联合的时机已经相对成熟。
2.1 时机已经成熟
罗道栩说，为了控制成本，以及出于对市面上饲料产品质量的不信任，一些规模猪场才搞起了小型饲料加工厂。但在原材料价格高企的今天，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正遭受考验。“一些猪场老板私下跟我说，他们愿意跟大型饲料厂合作，也期待饲料厂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郑和盛站在饲料厂的角度回应说，“对于我们这种以传统养殖户为主要客户基础的猪料企业而言，目标市场也已经发生变化，如果不找规模猪场，饲料又可以卖给谁呢？”
吴秋豪认为这种联合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意义非凡。“规模猪场可接借助大型饲料厂的种种优势解决自身的短板，提高养殖效益，而饲料厂同样希望借此解决饲料消费的问题，在产业链延伸的步伐上迈得更快一些。”
2.2 这是一场正和博弈
规模猪场与大型饲料厂之间的合作，可以优势互补，发挥整体优势，增强抗风险的能力。这种联合，是一种正和博弈。“对规模猪场而言，好处不少。”
第一，有利于降低养殖成本。面对高企的原料，很多搞自配料的规模猪场大呼吃不消。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种猪场孟庆功总经理说，“1989年的时候，我配出来的饲料，一吨能比饲料厂便宜一两百块，现在已经基本持平。但饲料厂的是颗粒料，我的是粉料。”吴秋豪表示，这种联合可以让规模猪场用上颗粒料，还能省下设备成本与人力成本。如果猪场舍得投钱进行改造升级，饲喂全部实现自动化，还能把饲料袋的成本也省下来。“现在一个纤维饲料袋起码要一块六七，1吨饲料要25个，这里就要几十元，几千吨少则要几万，多则几十万。这些钱生下来还是很可观的。
第二，有利于提高养殖水平。“一个猪场，就算达到广三保那种规模的，也不可能花非常大的精力去研究猪的营养。”黄庭汝接受采访时坦言，在这方面，规模猪场基本是“拿来主义”。相反地，饲料厂赖此生存，会花很大的功夫去研究饲料配方怎么节省成本又不影响质量，怎么提高饲料资源的有效利用，等等。他同时还表示，小型饲料加工厂产量很低，不可能很好地将科技成果转化到自己的生产上。相反，像正大康地、旺大、大北农等大型猪料企业，一年的产量那么大，先进科技的运用，产生的效益比小型饲料加工厂高很多。
第三，有利于保障畜产品安全。某猪场老板透露，规模猪场的小型饲料加工厂，一个月只生产几百吨饲料，没有什么原料检验设备和手段。原料来了，就靠眼睛，行就收，不行再打电话沟通。郑和盛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他告诉记者，现在的原料市场还是有点乱，如果把控不严，加工出来的产品令人担心。“其实很多猪场也有这个感觉，现在的玉米质量完全比不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型饲料厂不会拿自己的产品质量来冒险，在原料检测上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如果猪场能够借助大型饲料厂在原料监控的优势，无疑有利于确保饲料安全与畜产品安全。
对饲料企业而言，如果选择直接进入养猪业，风险和难度都比较大。周业军告诉记者，养猪比做饲料难多了。大北农今年上市融到不少资金，但目前不会花很大的精力去养猪。如果与规模猪场联合，就能解决饲料厂销料难的问题，（饲料厂）就没必要说一定要去养猪，建立核心种猪场倒更值得考虑。
2.3 最难是彼此信任
规模猪场与大型饲料厂的联合尚处于试探阶段，业内人士一致把“信任问题”视为最大的考验。孟庆功的说法很有代表性，“过去每当原料价格上涨的时候，饲料厂为了控制成本，配方经常调整，饲料质量容易出问题。我自己搞饲料，可能需要多花点钱，但至少心里有个数。如果合作之后，饲料这一批好，下一批又不好，那我的损失就大了。”为此，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大型饲料厂在面对我们这些中高端客户的时候，能不能对饲料质量做出承诺？这有点像给饲料上了保险，一有问题，我们也能有个说法。”
吴秋豪表示猪养不好的原因很复杂，不应该一吃亏就老赖饲料厂。“猪没长好，是饲料有问题，还是猪的健康本来就有问题？这个很难判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现在正大康地的母猪料在业内公认是最稳定的，口碑很好，可是从用户反映上来的效果照样千差万别。因为猪毕竟是活的，个体差异很大。如果猪不健康，用再好的料也没用，你用差的料，就更不健康。所以说，猪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当然要检查饲料的质量，但同时也要检讨自己。”
郑和盛认为，这种联合若想成功，必须先从观念上做出改变。“很多猪场跟饲料厂打交道，第一感觉就是人家要来赚我的钱。在我看来，大型饲料厂有设备、技术、信息、资金上的优势，可以弥补规模猪场的种种不足，如果只是赚该赚的钱，本来就无可厚非。”他向记者介绍，正大康地跟猪场的合作，有一些很成功的案例。“刚开始合作的时候，猪场老板对我们也很不信任，觉得这个很难，不实际。我们怎样去做的？我们后来做到把配方完全告诉他，邀请他到工厂来，用什么原料，品质怎么样，价格多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我们还给他提供个性化服务，要添加什么东西，只要不是违法的，都可以帮他加。就是说，一切以猪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来巩固联合发展的基础，这个特别重要。”
周业军认为，未来规模猪场跟大型饲料厂实现无缝对接，需要双方进行换位思考，才能够确保长期的共存共生。
三、养猪产业发展的深思考
在美国，独立的商品饲料几乎无法生存，被周围中大型养殖户买下或进行合同生产，逐渐从利润中心，成为纵向一体化的成本中心。“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罗道栩表示，规模猪场跟大型饲料厂联合起来，契合了发达国家畜牧业发展的方向。若干年后，像温氏集团这种走畜产品终端化的养殖一条龙企业将成为市场主流。在这个过程中，猪场、饲料厂均需要重新定位，更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引导。
3.1 政府需加强政策引导与扶持
政府一直是产业化的主要推手。以生猪产业化发展为例，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散养户与规模猪场长期共同存在的判断上，通过一些必要手段将散养户推向产业化经营。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有效解决养殖过程中新技术、新产品无法得到有效推广、产品质量无法实现统一标准等问题，最终实现养殖过程的标准化，提高畜产品质量水平。
郑和盛表示，政府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提高产业素质，无疑很重要。他同时指出，30-200头母猪的规模猪场以及年产1-10万吨的单个饲料企业，作为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推进过程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生存处境越来越尴尬。“希望政府多一些产业政策方面的倾斜，帮助它们解决一些共性问题，推动它们之间的资源整合。”
3.2 资本难题需寻求解决
1992-1996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期，广东多数农牧企业并没有赶上这个好时机，基本是在这一轮经济热潮退却后，才成立或慢慢发展起来。吴秋豪认为资金基础薄弱是大多农牧企业的先天性不足。这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猪场老板不敢贸然投入资金，进行猪场的升级改造，这也可以解释我国养猪业的集约化程度为什么依然落后美国20年。而绝大多数饲料企业不仅资金周转困难，而且深陷同质化竞争，即便在区域市场也难有绝对的把控力。它们只能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主业上，短期内很难在一体化经营上有所作为。
罗道栩表示，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正成为一些优势饲料厂的流行做法。但是，上市以后企业将面临更严格的公众监督和机构监管，对于上市，企业要有一颗平常心，保持理性、实事求是的态度。
3.3 利益分配机制需完善
据黄庭汝所言，一些农牧龙头企业所采取的发展模式无法从根本上推动生猪产业化发展。因为甚少考虑养殖户和企业双方的共同利益以及长远发展，而是尽可能地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及自我发展的基础上，算是多少给养殖户一些实惠。这种做法，往往导致双方的合作难以持久。究竟遵循什么理念去推动饲料厂和猪场真正结成利益共同体？采用什么模式让饲料厂和猪场进行合理的分工，提高经营效率和抵御风险？无疑还需要继续探索与总结。
3.4 创新方能驱动发展
最近几年，饲料业不只是单纯地服务畜牧业，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带动功能。有一个变化很明显，就是饲料环节的价值在外移，一个是移向终端，帮助猪场提高养殖效益；一个是移向上游，控制原材料价格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但这种变化毕竟才开始没多久，很多饲料厂实际上正面临科技创新乏力、专业能力不强、企业体制落后的困境。“如果要在一体化经营上走得更远，仅仅提供优质饲料是远远不够的。”周业军认为，对于饲料业而言，专业化、一体化是长期存在的。没有说这一种就一定能够发展壮大，那一种就肯定会被消灭。饲料企业的当务之急，不是急着上马其他产业，而是要创新思路、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先聚焦，再谋求进一步发展。
四、结束语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欧洲，专业的饲料企业、专业的屠宰加工企业与农场之间签订合约、各司其职。政府通过政策干预畜牧业生产过程，能降低生产风险，缩短危机时间。这种模式最大的挑战就在于政府是否具备这个专业化能力，以及如何让契约真正有效执行。前面所讲的规模猪场与大型饲料厂的联合，虽然模式不同，但结果殊途同归。
话说回来，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在微观上是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变，宏观上是政府行为机制的改革。资本实力雄厚、技术力量强大的龙头企业无论是通过自身形成完全产业链，还是联合其他相关企业，都应该有实践一体化经营的勇气，探索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地方实际的模式。政府则应该提高“善治”能力，既能未雨绸缪地投入，又能力挽狂澜地制止，带动更多的优势企业融入这一趋势。
生猪产业链各个环节在朝着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方向推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但是，每一个目标、每一个梦想，总会有道路通往……
（本刊记者：庄捷生 摄影：罗宙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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