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拆了养猪场，生计咋保障
- 来源:人民日报
- 日期：2018-01-12
-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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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环境还是民生？这是摆在生猪外调大市江西省高安市面前的难题。重拳出击整治生猪养殖污染不能松懈，但拆掉散乱养猪场之后，仍要通过补偿、减损和引导帮扶养殖户，并鼓励他们转换思路，引入生态环保的新型养殖方式。如此一拆一扶一转，使环境、民生与产业三不误。
江西省高安市是生猪外调大市，知名的“高安猪”便产自这里。养猪，让很多高安人脱贫致富；但也因为养猪，给高安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
随着国务院“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一系列文件和政策出台，大力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养殖场，成了题中之义。
然而，推进养猪场整治，面临许多难题：养猪户的损失，怎么补偿？养猪户今后的生计，如何保障？全市的养猪产业，又将何去何从？在环境、民生与产业的多个维度里，高安市尝试着探索统筹兼顾之策。
拆：
重拳出击治污染
出栏价格每斤9块3！
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波动，高安市的生猪价格终于在2016年攀上了一个高点。养猪人迎来了“好时候”，这让八景镇灶岗村的养殖户杨勇感到兴奋。
杨勇有1000多头生猪、70头母猪。在高安，这是一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规模。“过去年份好的时候，一年能赚20多万。要是按照9块3的价格卖，2016年的利润还要创下新高。”当时心里头的盘算，杨勇还记忆犹新。
可就在这时，一道严厉的禁令来了。2016年10月开始，高安市重拳出击，集中整治生猪养殖污染。市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市乡村千名干部齐上阵，参加禁养区猪场拆除退养专项整治工作。
杨勇的养猪场紧邻村庄、背靠河流，恰好处于绝对禁养的区域。“要是把猪场拆了，损失得有好几十万。”算完了账，杨勇呆住了。
面临艰难抉择的，不止杨勇一人。养猪，是很多高安人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2000年前后，高安市的养殖规模达到高峰，猪场达7500多家，母猪达16万头。门前屋后、荒山荒坡，大大小小的猪场随处可见。
然而，到了2010年前后，多年散养、乱养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已积累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村庄散发臭气、水体变黑变质、土壤遭到破坏、地下水源受到污染、重大疾病易发多发。高安市政府，也曾多次治理环境不达标的猪场，仅在2014年和2015年就拆除了2000余家、100万平方米。但养殖户们的侥幸心理却一直存在：“等等看，能养一年是一年。”
而这一回，杨勇却不敢侥幸了。“我的猪场确实违规，村民们因为猪场臭气熏天，怨言也越来越多。而且这次政府抓环保的决心特别大，各级干部不断地上门讲政策、做工作。”
怎么办？杨勇作出了选择：拆！
母猪转手、生猪卖掉、猪栏猪舍全部拆除。“要说不心疼，那是假的。”杨勇说，“可按照过去那样，也不是长久之计。拆掉，那是迟早的事。”
但杨勇也坦言，促使他下定决心的，关键还是一系列的补贴、帮扶政策。
扶：
弥补损失给新路
如何尽量减少养猪户的损失，既保环境，也保民生？这成了高安无法回避的问题。
高安市委市政府明确表态：既要拆掉散乱养猪场，又不能让老百姓的收入减少。
首先要补偿。高安市向全市养殖户发出《致全市广大生猪养殖户的一封公开信》，明确了整治目标和补偿标准：签订《拆除协议》，通过验收的养殖户予以60元每平方米的补助，20元每平方米的奖励；签订《退养协议》，通过验收的养殖户予以10元每平方米的补助。杨勇的猪场，拿到了9万多元的奖补资金，弥补了一部分经济损失。
其次得减损。黄谷村养猪户朱翊仁处理存栏猪时，猪贩子“趁火打劫”，又是压价又是拖时间。当地干部帮他联系外地贩销户和养殖户，以市场价收购了13头母猪和124头生猪，帮他减少了3万多元的损失。
此外还有引导。高安市从财政拿出2亿元资金，除了发放奖补资金，还开展技能培训、发放补贴贷款，扶持养殖户转型发展。一时难以转型发展的，当地还引导农户进入其他行业务工，如在高安市颇具规模的陶瓷生产和汽车运输行业。杨勇便选择退出生猪养殖业。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与合伙人一起流转土地200多亩，种起了哈密瓜。连片大棚搭起来了，一年瓜熟三季。“种哈密瓜，风险小了，收入还更高了。”杨勇说。
在政策合力的作用之下，开展了一年多的整治行动成效显著。在当地主要河流附近、在饮水源和聚水区、在村庄内部和周边，生猪养殖场已经不见踪影。近4800家、360多万平方米的养猪场被拆除，全市养猪场的数量下降到500余家。
转：
科学养殖引进来
整治之前，高安市生猪出栏量260余万头，养猪业产值占了农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整治之后，出栏量只剩100万头左右，从事生猪养殖的产业人口也随之骤降。
全国知名的“高安猪”，以后就没了吗？不。环保没有摧毁当地养猪业，而是让很多养殖户换了脑筋。
高安市新街镇景贤村的养猪老板罗玉根，他的养猪场也有几个被关停和拆除的。但两个处于可养区的养猪场，却建设得更好了。
2016年，罗玉根走访全国，考察了多个地方，最终决定投资几百万元，建设1.3万立方米的黑膜沼气池，购入一台200千伏安沼气发电机组，并新建一套日处理能力可达15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系统。
在养猪场附近的荒地上，沼液经过多个池子的沉淀净化和生物降解，流进一个新挖的水塘。从塘里灌上一瓶水细看近闻，已接近无色无味。“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含量已经远低于国家标准。经过处理的水现在可以用来冲栏，过去一到夏天水不够用，现在还有富余。”罗玉根的污水处理站，还帮周边三家养猪场处理废水，“等发电站实现并网，光卖电一项，每年就能收入20万元。”罗玉根说。
而在龙潭镇古丰生态养殖场，另一种“种草养猪”的循环模式也已经顺畅运行。养猪粪污进入沼气池，沼液贮存后用于种植牧草，牧草打浆后又可以用作养猪饲料。这种模式，解决了过去的沼液污染问题。
病死猪的问题，曾经也让高安这个养猪大市感到头疼。死猪分散各处，没有统一处理的场所，容易引发疫情甚至食品安全问题。高安市在全市各个乡镇建立病死猪的集中收集、冷冻和存储站点，在市郊引进一家生物资源科学处理中心。经过密闭容器的高温处理，病死猪最终转化成肉骨粉、动物油和生物柴油。在处理中心的车间里，闻不到腐臭味，也见不到露天摆放的病死猪，只有一袋袋最终产品，等待运往全国各地。
原先的小、散、乱拆了，新的环保生态大养猪场被引了进来。2017年，某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养猪项目落户高安市村前镇，未来可实现年出栏量15万头。项目负责人介绍，规划20万平方米的基地，未来真正用于猪栏猪舍的面积却并不太大。真正占地较多的，反而是观光和现代农业。不仅能实现水达标排放，粪污就地消化，还能为周边农户免费提供多余的有机肥，为当地提供几百个就业岗位，培养科学养殖人才。
江西省高安市是生猪外调大市，知名的“高安猪”便产自这里。养猪，让很多高安人脱贫致富；但也因为养猪，给高安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
随着国务院“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一系列文件和政策出台，大力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养殖场，成了题中之义。
然而，推进养猪场整治，面临许多难题：养猪户的损失，怎么补偿？养猪户今后的生计，如何保障？全市的养猪产业，又将何去何从？在环境、民生与产业的多个维度里，高安市尝试着探索统筹兼顾之策。
拆：
重拳出击治污染
出栏价格每斤9块3！
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波动，高安市的生猪价格终于在2016年攀上了一个高点。养猪人迎来了“好时候”，这让八景镇灶岗村的养殖户杨勇感到兴奋。
杨勇有1000多头生猪、70头母猪。在高安，这是一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规模。“过去年份好的时候，一年能赚20多万。要是按照9块3的价格卖，2016年的利润还要创下新高。”当时心里头的盘算，杨勇还记忆犹新。
可就在这时，一道严厉的禁令来了。2016年10月开始，高安市重拳出击，集中整治生猪养殖污染。市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市乡村千名干部齐上阵，参加禁养区猪场拆除退养专项整治工作。
杨勇的养猪场紧邻村庄、背靠河流，恰好处于绝对禁养的区域。“要是把猪场拆了，损失得有好几十万。”算完了账，杨勇呆住了。
面临艰难抉择的，不止杨勇一人。养猪，是很多高安人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2000年前后，高安市的养殖规模达到高峰，猪场达7500多家，母猪达16万头。门前屋后、荒山荒坡，大大小小的猪场随处可见。
然而，到了2010年前后，多年散养、乱养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已积累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村庄散发臭气、水体变黑变质、土壤遭到破坏、地下水源受到污染、重大疾病易发多发。高安市政府，也曾多次治理环境不达标的猪场，仅在2014年和2015年就拆除了2000余家、100万平方米。但养殖户们的侥幸心理却一直存在：“等等看，能养一年是一年。”
而这一回，杨勇却不敢侥幸了。“我的猪场确实违规，村民们因为猪场臭气熏天，怨言也越来越多。而且这次政府抓环保的决心特别大，各级干部不断地上门讲政策、做工作。”
怎么办？杨勇作出了选择：拆！
母猪转手、生猪卖掉、猪栏猪舍全部拆除。“要说不心疼，那是假的。”杨勇说，“可按照过去那样，也不是长久之计。拆掉，那是迟早的事。”
但杨勇也坦言，促使他下定决心的，关键还是一系列的补贴、帮扶政策。
扶：
弥补损失给新路
如何尽量减少养猪户的损失，既保环境，也保民生？这成了高安无法回避的问题。
高安市委市政府明确表态：既要拆掉散乱养猪场，又不能让老百姓的收入减少。
首先要补偿。高安市向全市养殖户发出《致全市广大生猪养殖户的一封公开信》，明确了整治目标和补偿标准：签订《拆除协议》，通过验收的养殖户予以60元每平方米的补助，20元每平方米的奖励；签订《退养协议》，通过验收的养殖户予以10元每平方米的补助。杨勇的猪场，拿到了9万多元的奖补资金，弥补了一部分经济损失。
其次得减损。黄谷村养猪户朱翊仁处理存栏猪时，猪贩子“趁火打劫”，又是压价又是拖时间。当地干部帮他联系外地贩销户和养殖户，以市场价收购了13头母猪和124头生猪，帮他减少了3万多元的损失。
此外还有引导。高安市从财政拿出2亿元资金，除了发放奖补资金，还开展技能培训、发放补贴贷款，扶持养殖户转型发展。一时难以转型发展的，当地还引导农户进入其他行业务工，如在高安市颇具规模的陶瓷生产和汽车运输行业。杨勇便选择退出生猪养殖业。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与合伙人一起流转土地200多亩，种起了哈密瓜。连片大棚搭起来了，一年瓜熟三季。“种哈密瓜，风险小了，收入还更高了。”杨勇说。
在政策合力的作用之下，开展了一年多的整治行动成效显著。在当地主要河流附近、在饮水源和聚水区、在村庄内部和周边，生猪养殖场已经不见踪影。近4800家、360多万平方米的养猪场被拆除，全市养猪场的数量下降到500余家。
转：
科学养殖引进来
整治之前，高安市生猪出栏量260余万头，养猪业产值占了农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整治之后，出栏量只剩100万头左右，从事生猪养殖的产业人口也随之骤降。
全国知名的“高安猪”，以后就没了吗？不。环保没有摧毁当地养猪业，而是让很多养殖户换了脑筋。
高安市新街镇景贤村的养猪老板罗玉根，他的养猪场也有几个被关停和拆除的。但两个处于可养区的养猪场，却建设得更好了。
2016年，罗玉根走访全国，考察了多个地方，最终决定投资几百万元，建设1.3万立方米的黑膜沼气池，购入一台200千伏安沼气发电机组，并新建一套日处理能力可达15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系统。
在养猪场附近的荒地上，沼液经过多个池子的沉淀净化和生物降解，流进一个新挖的水塘。从塘里灌上一瓶水细看近闻，已接近无色无味。“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含量已经远低于国家标准。经过处理的水现在可以用来冲栏，过去一到夏天水不够用，现在还有富余。”罗玉根的污水处理站，还帮周边三家养猪场处理废水，“等发电站实现并网，光卖电一项，每年就能收入20万元。”罗玉根说。
而在龙潭镇古丰生态养殖场，另一种“种草养猪”的循环模式也已经顺畅运行。养猪粪污进入沼气池，沼液贮存后用于种植牧草，牧草打浆后又可以用作养猪饲料。这种模式，解决了过去的沼液污染问题。
病死猪的问题，曾经也让高安这个养猪大市感到头疼。死猪分散各处，没有统一处理的场所，容易引发疫情甚至食品安全问题。高安市在全市各个乡镇建立病死猪的集中收集、冷冻和存储站点，在市郊引进一家生物资源科学处理中心。经过密闭容器的高温处理，病死猪最终转化成肉骨粉、动物油和生物柴油。在处理中心的车间里，闻不到腐臭味，也见不到露天摆放的病死猪，只有一袋袋最终产品，等待运往全国各地。
原先的小、散、乱拆了，新的环保生态大养猪场被引了进来。2017年，某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养猪项目落户高安市村前镇，未来可实现年出栏量15万头。项目负责人介绍，规划20万平方米的基地，未来真正用于猪栏猪舍的面积却并不太大。真正占地较多的，反而是观光和现代农业。不仅能实现水达标排放，粪污就地消化，还能为周边农户免费提供多余的有机肥，为当地提供几百个就业岗位，培养科学养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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