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鸡规模化养殖必须强制配套规模化屠宰

　　对于规模化养殖，国家有相应的规定。中国的规模化养殖标准非常之低，家禽类（鸡）只要养殖在2000只以上就算是规模化。这样的标准是以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家庭副业相对照而确立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行，畜牧业成为农村经济中最早市场化的一个产业。龙头企业、公司加农户的形式，把养殖业的规模化扩展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全国各省市县的“养鸡大王”层出不穷，全国最大的养鸡集团也出现了，如广东温氏，由7户农民，集资8000元起步，短短30年，发展到在全国十多个省份设立100多家分公司，年养殖肉鸡达到近10亿只，总产值超300亿元，这样的规模化，与区区2000只的规模，简直有云泥之别。

　　规模化养殖产生规模效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笔者担忧的是：中国家禽养殖业如果只是盲目地追求规模化，这个产业最终会毁在规模化养殖上。在种植业上，由于广泛使用机耕作业、全面施用农药、化肥，人们把这种农业称为“化学农业”，与传统的生态有机农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同理，我把规模化养殖，广泛使用防疫药物的养殖业，也称为“化学养殖”，可想而知，这种规模化生产出来的肉类蛋白质作为人类的食品，其安全性令人堪忧。而且，在“化学养殖”的同时，各种疫病还是层出不穷，令人谈鸡色变的禽流感病毒的高致病性已经指向人类。

　　但是，不管怎么讲，中国肉鸡产业的规模化养殖是不可逆转的。规模化是一把双刃剑，有极大的利，也有极大的害。如何保留其利，而消除其害？这考验现代人类的智慧。笔者在这里提出第二个思考，即：规模化养殖必须强制配套规模化屠宰，唯有如此，规模化养殖方可健康可持续发展。

　　原农业部副部长、中国畜牧业协会会长张宝文曾经指出：“（肉鸡产业）发展冰鲜或分割产品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发展冰鲜或分割产品，有利于改变产品的消费模式，有利于减少动物疫病，有利于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产业发展空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市场竞争力。你说，除了给香港、澳门运活鸡，欧洲你怎么给人家运活鸡呢？”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也大力扶持和鼓励龙头养殖企业在进行规模化养殖的同时，进行规模化屠宰加工，然后再以冰鲜或分割产品上市销售。但是，由于眼前利益的驱动，几乎所有的养殖企业（除白羽肉鸡企业外），在活鸡市场行情好或较好的情况，就没有一家企业愿意进行规模化屠宰，而是直接卖活鸡的。这是市场行为，见钱不抓，不是行家，无可厚非。但是从社会成本和安全成本考量，国家应该“强制”性要求规模化养殖企业进行规模化屠宰加工，这是关键所在。

　　笔者曾经工作过的全国最大的文昌鸡公司，每年养殖文昌鸡达5000万只，也在政府的扶持下建设了国内一流的屠宰加工厂，冷气设备甚至是从德国进口的，可以均匀地调节整个车间的气温，产能可达年屠宰千万只肉鸡。然而，实际上它每年进行规模屠宰的肉鸡不足几十万只，平均每天不足1000只。仅以广东温氏为例，其每年养殖的肉鸡近10亿只，而配套进行的规模化屠宰量则不足1亿只；全国每年100亿只肉鸡，90%是以鲜活农产品上市交易的，只有10%在活鸡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进行屠宰粗加工。

　　广东温氏集团总裁温志芬也曾分析过以鲜活农产品（活鸡）上市的几大弊端：①政府不扶持不鼓励；②增加动物疫病传播的风险；③打不开国际市场，产品走不出国门；④很难获得贷款等等。据我所知，安徽老乡鸡农牧公司每年养殖的600万只（号称一千万只）肉鸡，屠宰加工率就达到60%以上，原因是该公司真正延长了产业链，在合肥小庙工业区建设了一座现代化的屠宰加工厂，年屠宰肉鸡和深加工肉鸡的产能可达千万只，其屠宰加工后的肉鸡产品，直接供应给近300家“老乡鸡中式快餐连锁店”。这就是中国肉鸡规模养殖配套规模屠宰的典范。试想这样在山林中自然生态有机养殖出来的“快乐的鸡们”，本来就“身心健康”，然后，还没等到它们“体弱多病”之时，就被统一时间“规模屠宰”了，这就是“预防遏制禽流感一种最佳方式”。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说：“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肉鸡养殖企业不肯进行规模化屠宰加工后再销售产品，政府就应该采用“赶驴上山”的办法，强制、逼迫、引导、扶持企业走规模化屠宰加工的必由之路，同时，还要引导广大消费者乐于接受冰鲜产品和分割产品的科学性和营养安全性。现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一线城市已经禁止活鸡上市，消费者只能从超市里购买冰鲜鸡，这还远远不够，还应该在更多的城市禁止活鸡上市，还要从源头狠抓养殖企业强制进行规模化屠宰加工，才能最终形成良性市场消费社会氛围，促进中国肉鸡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