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寒流劲吹 养猪先规避政策风险

2009年让生猪养殖户最难忘的一个词是什么？无疑是“环保”。

2009年12月17日，广东省农业厅党组成员、巡视员陈福林，在广州召开的全省畜牧生态与健康养殖研讨会上，明确指出：“环保问题突出和畜牧业用地紧缺是制约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的两大因素。”

因为环保，广东省各地根据环境保护要求，陆续具体划分畜禽养殖的“禁养区、限养区、准养区”，养殖区域受到极大限制，拆迁行动风起云涌，养殖业受到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

因为环保，广东省新的《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于2009年8月1日正式实施，收紧了养殖业环保的紧箍咒。

畜禽污染成整治重点

近年来，由于政府监督不到位，畜禽养猪场选址失管；环保投资严重不足，工艺设施不完善；养殖规模过大，超出环境承载能力；业内对养殖场粪尿污水排放所带来的污染认识不足，畜禽养殖业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产生的污染也成为水体主要的污染源。

对养殖业污染带来的危害，2009年8月中旬，佛山市高明区环保局在全区开展了养殖业污染调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高明区环保局负责人表示，平常我们觉得工业污染才是一个地区水体最大的污染来源，但调查表明，高明目前的养殖业污染已经重于工业、生活污染。

调查显示，高明区畜禽养殖场COD排放量为16712.482吨，占全区排放总量的76.19%；氨氮排放量为1345.898吨，占全区排放总量的76.29%。而同期区内工业COD排放量为2120.47吨，氨氮排放量为72.21吨，可见“畜禽养殖业的污染物排放量远大于工业排放量。”

无独有偶，据东莞市环保部门介绍，2009年第一季度东莞共有养猪场4471家，生猪存栏量76.2万头；家禽场259家，家禽367.6万只。按照1头猪相当于7个人的排污当量计算，76.2万头猪相当于东莞净增533.4万人口的排污量。2008年，养殖业污染物的化学需氧量为4.6万吨，相当于全市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1.8倍，约占全市生活污水化学需氧量的二分之一。事实上，畜禽养殖业污染已成为除生活污染外，造成东莞市水环境污染的第二大因素，城市有限的环境承载力已难以承受养殖业的污染之重。

正因此，养殖场面临前所未有的环保压力，整治无牌照“非法猪场”成为各地畜牧、环保部门近年来工作重心。

强拆风暴年年上演

其实早在2001年前后，由于畜禽养殖污水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日趋严重，深圳、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城市大批规模化养殖场开始实施环保搬迁计划。这也引发了一系列政府主导的强制拆迁猪场行动。

2005年，东莞、惠州等地开始了整顿养殖业的步骤。东莞从逐步清理到计划全市禁养掀起了猪场强拆风暴的第一次高潮。惠州市则具体规划畜禽养殖的“禁养区、限养区、准养区”，强制搬迁禁养区内的养殖场。

强拆猪场第二波发生在2008年。为保护基本农田，应对全国性卫星拍片，发生在河源、高明、三水、广州等地的拆除违规建筑物，掀起强拆高潮。这一年虽未与环保挂钩，然而，未向国土部门报建且污染严重的养殖场，在此次强拆风暴中首当其冲。

时间到了2009年，业内人士戏称，这一年是养猪业的“环保年”。广东省各地根据环境保护要求，陆续具体划分畜禽养殖的“禁养区、限养区、准养区”；紧接着2009年8月1日，广东省新的《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正式实施，珠三角地区新排放标准高于国标，无疑收紧了养殖业环保的紧箍咒。

2009年下半年，惠州市环保局向惠城区250多家养殖场下发污染整治通知，未经环评成为养殖场的死穴。这一年，环保问题已成为行业的热点话题，因环保而发生的强拆猪场事件屡见报端，环保也成为政府整顿养殖场最有力的理由。

养猪要考虑多重因素

    “养猪业对政府税费贡献不足，是近年来驱逐猪场事件频发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土地稀缺的矛盾加剧，占地多、低税收的农业项目必然让步于城市建设。而养猪业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保也就成为政府驱逐猪场最有力的借口。

东莞籍猪农叶苏妹等，从东莞迁到惠州，又被迫从惠州迁出的遭遇，也正是因为猪场所在地被征用为工业用地，这无不印证了上述业内人士的观点。而从各地对猪场的整治现实也不难看出，本世纪初东莞最先出手，随后整治风暴向整个珠三角蔓延，甚至波及惠州、高要等珠三角边缘地区。随着环保要求日益提高，许多养猪户开始抱怨：“偌大的珠三角，竟容不下一头猪？”而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恐怕以环保为名清理猪场的行动将冲破珠三角，向欠发达地区蔓延。

受到珠三角生猪产业规划的调整，广东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承接了生猪产业的转移，成为投资者瞄准的对象，例如阳东、南雄等地近年来生猪产业发展迅速。

当然，整治风暴也并非沿着环保或城市化的思路单线条发展，在特殊时期内，治理手段强硬与否也受其他因素影响。2007年，国内养殖业形势大变，由于疫病等因素，生猪存栏量锐减，国家有关部门紧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养猪的政策，中央提出“不能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强拆猪场”。那一年，东莞的全市“禁养令”和惠州市惠阳区强拆1600家猪场事件在当时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在舆论的漩涡中，东莞的“禁养令”被叫停，惠州整治养殖场步伐也被放慢。

但短期内环保紧箍咒放松，无法逆转大势。从法律层面上讲，根据1998年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养猪场应经环保部门的环评审批，未经环评的猪场即存在“违法的事实”。广东省环保厅工作人员江萍介绍，2008年，广东省环保厅曾针对800多家规模猪场进行了一次专项执法检查，仅23%办理了排污许可证。

这意味着，77%的规模猪场都是法律意义上的非法猪场！一旦地方政府征地或严格执行环保政策，那些“非法猪场”通通面临强制拆除的生死劫。对于环保，一些政府自恃握有至新至高的环境真理，成为各地猪场拆迁最为至高无上的理由。对于养殖户，由于污水排放达标要求高，污水处理设备投资大等原因，环保成为养殖场生死攸关的命门。

其实，随时驱逐猪场的情况早已在各地“秘密”行动中，诸如广州从化，佛山高明等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地方，其猪场若想获得《动物防疫合格证》、《工商营业执照》等证件早已与环保挂上了钩，暗称：“不经环评，拒发证件”。环评也就莫名其妙地成为养殖场获得其他合法证件的前置条件，致使该地超八成的猪场成为名副其实的“黑户”。

畜禽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出台和各地畜牧部门对环保前置条件的设立，为新一年的整治行动做好了铺垫。何时出手，主动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只是要经过精密的利害计算，选择合适的时机。而对于养殖户来说，要在与政府的博弈中获取利益，当地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产业规划情况，“禁养区、限养区、准养区”如何划分、未来生猪市场行情等，都成为下一步投资生猪产业必须考虑的因素。

来源： 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