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菌素“最后防线”告急，媒体调查称饲料滥用抗生素成元凶

　　【财新网】（记者 刘佳英 实习记者 张从志）在抗生素滥用的背景下，在临床抗击细菌感染中有“最后防线”之称的粘菌素（colistin）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失去效力。随着人类“无药可用”的担忧日益加剧，中国政府试图采取措施扭转局面。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沈建忠告诉财新记者，从2017年4月份开始，粘菌素将被禁止用于促进禽畜生长，只可用作兽药给禽畜治病。

 

　　禁令与细菌耐药风险有关。公开资料显示，粘菌素最早发现于1959年，又名多粘菌素，对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流感杆菌等多种常见细菌都有抗菌作用。由于粘菌素可能会对人体肾脏造成损害，其一直没有在临床治疗中被广泛使用，仅被用于治疗动物疾病或促进动物生长。

 

　　随着部分细菌已经对多种抗生素，乃至细菌“杀手锏”碳青霉烯都产生了耐药性，粘菌素逐渐被医学界视为抗菌治疗中“最后的选择”，可用于对抗这些多重耐药菌。但近日一些科学研究却表明，粘菌素或将重蹈碳青霉烯的覆辙，逐渐对多重耐药菌束手无策。

 

　　这是因为，在中国养殖行业，粘菌素的应用尤其普遍，很多饲料中就添加了粘菌素作为动物生长促进剂。2月7日，沈建忠等人在《自然-微生物学》上发表研究称，中国一些消费肉品中，存在能让大肠杆菌对粘菌素产生耐药性的基因MCR-1，而这种耐药性能快速转移至其他菌株。

 

　　再早之前，国际著名期刊《柳叶刀·传染病》于1月27日，在线发表了一篇关于粘菌素耐药机制的论文。研究人员在中国浙江和广东的两家医院患者身上，发现了携带MCR-1基因的大肠杆菌。

 

　　尽管现在还没有出现对所有抗生素都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但该论文作者之一、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教授蒂姆？沃尔什（Timothy Walsh）表示，MCR-1的出现，预示着最后一组抗生素的防线失守。

 

　　细菌耐药基因可传递

 

　　人类最早使用抗生素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之初。1928年，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此后头孢菌素、庆大霉素等被陆续发现，批量投入使用。但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里，随着抗生素的大范围使用，细菌耐药性扩散开来。

 

　　在粘菌素之前，科学家已经发现，有些细菌能够抵抗抗菌谱最广的碳青霉烯抗生素。而作为最早被发现的抗生素，青霉素的抗菌效果的下降颇为显著，曾经青霉素能有效对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但现在青霉素已经无能为力，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也成为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与普通公众常提的“药物耐受”不同，细菌耐药性不仅和服用抗生素的个体相关，也关系到其他人的健康。据世卫组织介绍，某个人或动物体内的细菌产生耐药性以后，还可以通过基因继续传递给其他细菌，这些带有耐药性细菌将接着再感染其他人或动物。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耐多药结核菌的蔓延。早在数千年前，结核病就已经为人类所知，直到20世纪，科学家发现结合分枝杆菌是结核病的病原体之后，链霉素的发现又使得这种白色瘟疫不再是不治之症，甚至有科学家预言20世纪末，人类就可以消灭结核病。

 

　　但近两个世纪过去了，结核病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以更难对付的形式在全世界传播。有些结核菌，对异烟肼、利福平等至少两种核心抗结核药物中产生了抗药性，而感染耐多药结核菌的患者，比普通结核病患者所需疗程更长，疗效更差。

 

　　据世卫组织估计，2014年全球共有大约48万例新发耐多药结核病，目前中国每年新发结核病患者数量多达100万例，其中至少5万例为耐多药结核病患者。世卫组织提醒称，细菌耐药性已经构成对全球卫生的威胁，尤其中国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50年，每年将有100万中国人早死，经济损失达20万亿美元。

 

　　饲养业超量抗生素助长细菌耐药

 

　　关于细菌耐药性泛滥的原因，科学界早有共识。除细菌自身适应能力自然演变之外，世卫组织认为，目前抗生素的滥用，加快形成了细菌的耐药性。

 

　　根据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研究结果，中国抗生素消耗量占世界将近一半，仅2013年消耗量达16.2万吨，其中52%为兽用，48%为人用，超过5万吨抗生素被排放进水土环境中。

 

　　人用抗生素消耗量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很多患者有生病就吃抗生素的习惯，加之医疗机构为追逐利润，也会鼓励医生给患者开不必要的抗生素或高价抗生素。新医改以来，政府三令五申整治“大处方”现象，目前据国家卫计委统计，从2010年至2015年，全国门诊患者平均抗菌药物使用率已从19.4%下降至9.4%，住院患者平均抗菌药物使用率从67.3%下降至39.1%。

 

　　但兽用抗生素滥用的乱象仍未得到遏制。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表示，几乎所有大型养殖场的动物粪便和饲料里都能检出多种抗生素。相关企业负责人则在2015年8月举行的饲料行业座谈会上直言，很多养殖企业片面追求饲料的治疗功效，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以促进动物生长，这将成为禽畜产品和人类健康的隐患。

 

　　2016年12月中旬，财新记者在北京市大兴区一养殖场门外见到了一名正在收猪的猪经纪，该猪经纪表示，他长年从养殖户处收猪，再转卖到屠宰厂或市场，对滥用抗生素的现象早已不觉新鲜，正常情况下，小猪仔要养七八个月才能出栏拿去卖，但实际上无论散户还是成规模的养殖场，都存在给猪服用大量抗生素的现象，再加上给猪服用激素，这样生猪长到三四个月就能出栏。

 

　　尽管农业部对至少80种抗生素有最高限量要求，但另一名30多岁的猪经纪告诉财新记者，“兽药残留全国都没办法解决，有些猪每天吃粮食的同时也吃药，很难全部代谢出去”，养殖户也不会严格遵守兽药代谢期的规定。

 

　　对此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江青艳曾在一公开场合表示，细菌产生变异，法规也应当与时俱进，修改部分抗生素的推荐用量，减少允许使用的药物品种，而且事实上没有任何权威论证指明，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能促进动物生长发育，这一点应当在抗生素用途上向使用者描述清楚。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欧盟已于2006年全面禁止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美国也从2014年开始禁止在牲畜饲料中使用预防性抗生素。中国是否会借鉴国外经验还不可知。

 

　　而现在继近百种兽药被禁用后，政府拟再禁粘菌素被用作生长促进剂，但禁令能否落地还有待观察。沈建忠表示，粘菌素目前依然是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兽药之一，但禁止粘菌素用于促进禽畜生长，将使中国农业领域每年淘汰超过数千吨的粘菌素。

 

　　有专家则认为，严格监管养殖行业的抗生素使用情况是必然趋势，这要求饲料企业、养殖户规范使用兽药，行业主管部门也应当严格规定养殖企业休要期和最高残留限量，全面检测动物性食品中的药物残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