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肉精”问题：饲料质量首把关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中国人饮食习惯的改变，让瘦肉的价格远高于肥肉，瘦肉率自然成为最重视的指标。业内人士指出，要想提高瘦肉，正确的做法是通过“从遗传上改良猪种，养瘦型猪”，但目前中国大部分生猪由于分散养殖，缺乏科学饲养，把商品猪作为种猪繁殖，品种出现退化瘦肉率不高，于是，有些人就想到了“偏方”—瘦肉精，来改变活猪的瘦肉率，导致食品安全出现问题。

 

      网友了解到这次的板子重重地打在了中国最大、知名度最高的猪肉加工企业双汇身上。虽然当事者不至于出现类似三鹿那样的灭门之灾，但暴露的决非一家企业的问题。在猪肉制品安全问题上，监管部门再次陷入尴尬。央视315曝光片段中那个收钱就给耳标的国家检疫人员，一定会受到处罚，或许相关监管部门的领导也会被追究责任，但如果行业环境不变，监管体系不变，镜头之外的猪肉质量安全问题永远不能得到彻底解决。

 

      首先，饲料质量把控。一家新饲料厂必须在当地饲料工业办公室备案，该办公室归各省农业厅管理。而饲料质量则由另外的部门负责抽查—质量监督局。根据该饲料的销售范围，又涉及不同省、市、县的相关机构。抽查时，主要涉及蛋白质指标等常规检测，有时也会涉及瘦肉精检测。但即便检测出问题，处罚力度也相对较小。

 

      接下来是养殖环节，主要由动物检验检疫部门监督检查。但问题是，中国养猪分散，上规模的猪场少，动检部门无法保障充足的人力。即便检测出问题，养殖户也很可能把问题推给饲料销售商，从而免受重罚，而饲料厂家如果是外地的，则不在当地动检部门管辖范围内，很难追究其责任，最终大多不了了之。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养殖户和加工企业之间的另一个环节，中间商，俗称“猪贩子”。这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群体，作用巨大。他们是信息闭塞的农户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并起到为农民提前垫资的作用，赚的差价其实就是垫资的利息。但问题是，他们很难监督，而很多养殖户就是跟着他们学会了添加瘦肉精。即便企业发现了问题，只能停止进货，可无权处罚。

 

      于是，饲料厂、养殖户、中间商，掺杂着各种动机，最终把含有瘦肉精的生猪送到了屠宰加工企业的收货大厅里。

 

      很显然，从养殖户到加工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决定了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能否流入市场。只要这一关过了，后面就几乎一路绿灯。在加工环节，动检部门虽然也会参与抽检，但他们检查的重点是猪是否健康，有无传染病，例如是否是米猪肉等，瘦肉精检测则很少涉及。

 

      其实，这个环节原则上并不好过。比如双汇选择养殖户时，会关注资质。如果是规模养殖场，要看有无规范的管理制度，还要看用药记录，但这些都只是测评的一部分，且容易做手脚。最重要的还是对猪的检验。目前发生的问题，在检测这个环节暴露无遗。

 

      于是，含有瘦肉精的猪肉便顺利流通到市场上。在流通环节上，工商管理部门和动检部门都会进行检测，但事实上，他们主要查的是市场上的肉有没有检疫证、合格证。

 

      几个环节下来，涉及的监督机构众多，谁都说了算，谁又都不承担主要责任。尤其是中间商环节出现监管空白。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自然能畅通无阻地到了消费者的餐桌上。

 

      除了责任不明，一些监督机构也存在执行困难、执行不力的问题。国家2002年就禁止销售瘦肉精，之后虽然屡屡出现瘦肉精，却很少有人因此获罪。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因为人食用瘦肉精后主要是中毒症状，导致死亡的案例少，且由于人吃猪肉的量有限，通常是个缓慢的过程，所以受害者常常拿不出证据。这是和三聚氰胺事件最大的不同之处。即使国家监督部门检测出瘦肉精，也很难找出受害者提出公诉。

 

      另一个问题是，监督部门是块块管理，总的管理机构只能起到指导作用，下面各省、市、县的分级管理机构和当地政府联系紧密，人员工资、福利也由当地财政划拨，主要来源于当地企业的纳税，这便客观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影响监督执法的一致性和公正性。

 

      “中国的猪肉产业非常混乱，比奶业乱得多，农业部管理起来可谓千头万绪。”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

 

      最大的监管难题在于，中国生猪养殖处于转型期，极度分散、规模不大。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检验成本都很高。企业还要承受来自下游零售商的压力。一家大型猪肉加工企业高管告诉记者，由于终端商超市压低进货价，好猪肉卖不出应有的溢价，因此为了节约成本，在检测环节，常常投入不足。于是，恶性竞争难以避免，甚至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当坏人的成本太低，当好人的成本太高。”该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