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自由流转要保障农民的“自愿权”

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闭幕。这次重点讨论农村改革战略的全会，至少在召开时间上有两个意义，一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象征意义；二是对化解全球金融风暴具有启示意义。

三十年前的小岗村，十八户联产承包的村民是拿了前途命运在作赌注，他们或许没有料想到能一举星火燎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启示我们，改革不是“1＋1”的算术题，它不可能没有争论，不可能没有压力，改革者也不可能洞悉一切。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至少要做到小心谨慎。

但有些媒体、专家的观点看起来似乎过于乐观。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土地流转可以让农民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有利于资本积累，可促进农民向城市流动。”为什么说这句话过于一厢情愿、过于乐观呢？因为其中有两个明显的错误。

首先，三中全会描绘的“新土改”蓝图，最直接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迅速增加农民收入，而是为了建立一种法律框架。近年来，内地农村土地流传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只不过采用的是私下、小规模的流转方式而已。农民收入究竟增加了多少？从国内消费市场就可以看出来，幅度并不大。就笔者接触的一些农民工而言，土地租赁仅仅是避免农田荒芜的无奈之举，承租者是小户经营，出租者所得无几，这是现状。其次，农田流转跟城市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想藉此解决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还为时尚早。土地流转之后，农民工就可以迈开大步向城市进军了？显然不现实。

这种过于乐观的言论如果不慎重对待，容易引发一种对农民不负责任的政策导向。“新土改”固然是为土地自由流转提供法律保护，但带有强制性的法律也可能是把双刃剑，搞不好就会把农民套牢，就会形成圈地。至少从目前来看，能保证土地公正流转的只有一道阀门，那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有者的“自愿”前提。众所周知，在中国农民还是弱势群体，即便是“自愿”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种稀缺的权力，容易在各种压力面前走样。如何保障农民的“自愿权”，是需要我们从制度设计、管理细则上下大功夫的事情，也是关系到“新土改”最终成效的关键所在。

三中全会拉开了农村改革新的大幕，这是大势所趋。改革三十年来积累的一些问题，只有在继续深化改革中才能解决，而农村问题正是其中的症结所在。为什么全世界金融动荡，我们却能够稳坐钓鱼台？为什么世界舆论会在乱局中聚焦中国的三中全会？随着美国华尔街的金融风暴而来的，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濒临破产，全世界在反思的同时也将目光对准了中国。而中国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除了得益于有别于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之外，就在于一个稳定的、潜在的巨大国内市场。

这个沉睡的市场的源头正是中国农村。新土改是走向机械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并最终为中国经济提供强大引擎，还是培养出一个又一个“新地主”，造成一个又一个“失地农民”，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对转让土地的“自愿权”。（来源：南方网）